【案件概况】
被告人姚某于2013年7月至2020年7月任职上海市某日资公司人期间，多次利用负责发放工资的职务便利，私自将已离职、退休人员列入公司薪酬发放表中，并将上述虚增账目划入自己的银行账户，共计侵占公司资金共计近580万元，并造成公司为上述虚增人员向税务机关额外缴纳个人所得税共计104万余元。
2020年8月，被告人姚某在接受公司内部调查时交代了上述情况，并向公司退赔5万余元。同年11月21日凌晨，被告人姚某在外地的父母家中被上海民警抓获。
【辩护思路】
1、为姚某争取到自首的从轻、减轻情节
虽然姚某是被抓获归案的，但辩护人仍然仔细了解并梳理了其归案前后的事件，得出时间线：
姚某于8月7日向公司领导投案，全盘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制作了能体现犯罪事实的EXCEL表格，发给该领导；
公司于8月14日收到银行的支付数据；
公司8月17日通知法务部门；
法务部门8月25日与姚某面谈；
姚某9月17日自书《反省说明》，并等待公司总部处理决定；
姚某于11月20日被公安民警上门抓获。
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公司发现姚某犯罪在前，姚某是被迫向公司承认犯罪事实，能否满足认定自首的自愿性和主动性？对此，辩方认为：
首先，自动投案的投案对象，一般指司法机关，也包括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
根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第二款，以及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2009意见》年）第一条第二款（以下简称《98年解释》），均做出了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应视为自动投案。
这一规定的文义解释得不出“受害单位不属于投案单位”的结论。
其次，姚某向所在单位投案时，犯罪事实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姚某虽然是被抓获到案，但是她向公司承认了犯罪事实后，虽然有“私了”的侥幸心理，但一直在等待公司的处理结果，在庭审中，辩护人发问：“你是否知道公司可能会报案”？姚某回答“知道”，辩护人又发问“你知道公司可能报案，有没有想过阻挠或逃跑”？姚某回答“不会”。由此可见，姚某是自愿将自己随时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至于其“私了”的侥幸心理，不超出期待可能性，且并没有付诸行动。能满足自首认定的自愿性和主动性。
2.充分进行情理之辩
姚某的认罪态度一直很好，不仅全盘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而且还主动配合公司调查，主动打印了自己的银行流水，上交了笔记本等书证，自行制作了侵占资金和冒用人员的EXCELL表格，自书了详细的作案手法和过程，表现了积极的悔罪态度和强烈的退赃意愿。
值得一提的是，受害公司一直坚持不谅解，为此，辩护人反复做工作，也联合了侦查人员的力量，最终取得了谅解书，顺利化解了社会矛盾。
姚某年迈的父母变卖了所有财产，姚某甚至不惜离婚以分割自己的婚内财产，最终才全部退赃。在辩护人的建议下，年迈的父亲亲手给主审法官写信陈述退赃过程的艰难，以及当事人婚姻的不幸，总之动用情感的力量，激发法官的同情心，为案件的轻判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
3.用足“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要求
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职务侵占罪进行了修改，并废除了没收财产刑，增设了罚金刑。针对数额巨大的情形，原来的法定刑是五年以上，现在变成了三年以上，实际上是降低了本罪的量刑刑期。
新法未修订，尚有不起诉决定和缓刑判例，现在新法修订，量刑趋轻，判处缓刑更于法有据。
虽然对何为“数额特别巨大”，尚无明确的司法解释，但是：
两高2016年《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贪污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而其第十一条规定，职务侵占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于受贿罪、贪污罪相对应数额的二倍、五倍执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断，将来的司法解释，关于侵占罪“数额特别巨大”的规定，完全有可能按照受贿罪、贪污罪相对应数额的五倍执行，即职务侵占1500万方能构成“数额特别巨大”，至少也要按照二倍执行，即即职务侵占600万方能构成“数额特别巨大”，本案姚某的量刑起点无论如何都应该在三到十年之间，且有一系列减轻、从轻处罚的情节，因此判处姚某三年及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没有法律障碍。
最终案件取得了远远超出当事人及家属预期的良好结果，经过此次事件，姚某认识到了法律的威严，表示会遵纪守法，给女儿做出好榜样，也将侍奉父母左右，不让父母为自己操心了。本案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突出，辩护人也获得了极大的职业成就感。
【案件结果】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办案律师】上海靖予霖律师事务所经济犯罪研究与辩护部副主任梁海洋、公司刑事风险防范与辩护部副主任耿帅、毒品犯罪研究与辩护部副主任李贺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