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概况】

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李某某与A公司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李某某加价300万元人民币（即总价1150万元人民币）向A公司购买其从B公司处购得的柴油机。至2008年1月，李某某向A公司共支付人民币555万元。2008年5月，李某某与某市C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江某签订《柴油机合同转让协议》，约定C公司在柴油机出厂价基础上加价人民币575万元（即总价1425万元）向李某某购买上述柴油机。

后C公司于2008年5月，向李某某支付人民币830万元。2010年12月，江某将此次柴油机购买等相关事宜全权委托给C公司股东毛某和江某二人。2011年5月，C公司与李某某签订《柴油机买卖协议书》，约定将柴油机交易价款从原商定价的1425万元降至1375万元，并由李某某提供880万元税务发票。

2011年5月，李某某与A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A公司确保柴油机发至C公司，且A公司为C公司出具880万元增值税发票。2011年5月，C公司向李某某支付交易款100万元，李某某后于同日将该款支付给A公司。2011年6月，C公司向李某某支付交易款454万元（另加配件款9万元），李某某于次日将该款支付给A公司。

2011年7月，B公司应A公司的要求，将柴油机发至C公司。经李某某联系，A公司于2012年5月向C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0份，价税合计800万元。2012年9月，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由C公司向某市国税部门申报抵扣税款1162393.2元。

【辩护要点】

1. 李某某与A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因未获B公司认可，未能成为《8N330-EN柴油机供货合同》的合同主体，其出卖柴油机的前提不存在。第一，李某某与A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书》，转让的是柴油机的买卖合同，而非转让柴油机，两者性质不同，不可混为一谈；第二，李某某与A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未获B公司同意，李某某没有成为柴油机供货合同的合同主体；第三，李某某至始至终都未获取柴油机的所有权，无法与他人签订合同出卖柴油机。

2. 李某某与C公司各代表签订的协议，转让的是柴油机的购买权，而非柴油机的所有权，双方并非买卖关系，本质上系居间关系。第一，李某某虽然没有成为柴油机供货合同的合同主体，但《转让协议书》仍有效，其享有柴油机的购买权；第二，李某某与江某代表C公司签订的《柴油机合同转让协议》，实质上转让的是柴油机的“购买权”；第三，李某某与毛某某、江某代表的C公司签订的《柴油机买卖协议书》，名为买卖合同，实为居间合同。

3. 柴油机交易的实质主体是C公司与A公司，李某某在交易中仅起到居间牵线的作用，并非交易主体。第一，事先，通过李某某的居间活动，C公司与A公司已经默认成立买卖合同；第二，事后，C公司与A公司通过《柴油机买卖合同》将默示的买卖合同书面化。

4. A公司与B公司存在真实的柴油机买卖交易，李某某以居间人的身份让A公司开票给C公司行为符合“票、货、款”一致原则，不属于让他人为自己虚开。第一，“资金流”：资金流经李某某的账户，系其替C公司垫付了货款或转交货款；第二，“货流”：从B公司发货给C公司，是A公司的指示交付行为；第三，“票流”：A公司与C公司是交易主体，由A公司开给C公司理所应当。

5. 李某某收取的275万元不是柴油机流转的增值额，不能计入开票金额之中，以800万金额开票并没有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第一，增值税是一种流转税，以商品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为征税对象；第二，李某某收取的275万元系合同转让费及居间报酬，既非商品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也非应税劳务；第三，收取合同转让费及居间报酬，是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并不为法律所禁止。

6. 相关民事裁定书和税务决定书确认李某某系柴油机买卖的当事人，但在刑事诉讼中不能作为认定李某某虚开的依据。第一，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存在显著差异，民事诉讼认定的事实对刑事诉讼没有拘束力；第二，税务机关出具的相关决定书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与刑事诉讼有显著差别，据此得出的“虚开”结论并不可靠。

7. 如果本案李某某的行为可以被认定为“虚开”，那么市场经济中大量多方介入交易的行为，几乎全都可被认定为“虚开”，这无疑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创新。

【案件结果】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

【承办律师】上海靖予霖律师事务所主任，浙江靖霖律师事务所创始人、终身荣誉主任徐宗新，浙江靖霖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副主任王官，浙江靖霖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王良宝

责任编辑：上海靖予霖律师事务所金融刑事合规与辩护部副主任潘方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