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贺律师从其办理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案例切入，以比较法的视角解读最高检发布的企业合规典型案例。

首先，马贺律师分析了美国利用长臂管辖促使外国企业合规的典型案例，尤其是暂缓起诉协议的签订以及暂缓起诉的条件，体现出近年来美国针对外国企业广泛适用、极其强势地推行合规的做法。

其次，受美国强势合规的影响，法国2016年通过颁布《萨宾第二法案》针对腐败行为为符合条件的企业设立了强制合规的法律制度。马贺律师指出，《萨宾第二法案》修改了法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作为刑罚的企业合规制度和法国化的暂缓起诉制度。在法国合规制度的缘起、适用对象、适用程序、适用结果以及如何具体开展企业合规等方面，讨论了法国合规制度与我国现行合规制度的异同。

最后，回到最高院出台的十个企业合规的典型案例，马贺律师逐个分析了涉案企业情况、涉案情节、案件处理结果、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等方面，对比各个案例中的差异及共性，就我国目前企业合规制度中存在的规范不足、标准缺失等问题，以及实践中检察院等各方积极突破、大胆尝试的做法进行了探讨，并对企业合规在我国未来的发展予以展望。

最佳点评人

洪凌啸律师站在实证分析的立场，从数据所反映的情况，就今天的主题补充了三点——美国合规制度中理论与实践的三个悖反。

第一个悖反：在美国的理论中，合规可适用于所有企业。但实际上绝大部分享受到合规红利的依旧是大企业。而小企业即便经历了合规流程，在美国的体制下，依旧需要接受较重的处罚。而背后的原因在于小企业进行合规改造的空间以及支付罚款的能力等较为有限。因此，对于我国的合规制度也需要就主体适用上进行仔细考量和分析。

第二个悖反：依据数据可以看出，美国的合规不起诉制度更多针对于企业，对高管的刑事处罚反而较少。

第三个悖反：在企业合规中，检察机关的权力相较于理论上对于其的限缩，反而进一步的扩大。

最后，洪凌啸律师提出，对于我国刑事合规如何发展，可以从域外的经验中总结错误，并不断完善，相信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在点评环节，孙建保副主任首先针对同事们提出的相关疑惑谈了自己的看法。孙建保副主任认为，就目前的合规实践来看，检察机关所力推的企业合规制度并不限于合规不诉，更为恰当的说法可以叫做合规从宽。目前合规从宽的司法实践如火如荼，但从实体法依据来说，合规从宽的实定法依据目前尚处于缺失状态，解决其正当性依据是未来的企业合规从宽实践中首当其冲需要考虑的问题。依当前试点工作不断深入的势头，不排除企业合规后续发展会如“刑事速裁”或者“认罪认罚从宽”等制度所走过的试点之路一样，立法机关正式授权司法机关开展合规从宽的试点，为下一步的修正刑事法做准备亦未可知。当前，正是由于法律规范的缺位，使得企业合规试点的工作中存在着很多不明确之处，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地一步步探索。以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为例，第三方的人员如何组成、工作如何开展，考察涉案企业是否已经合规的标准是什么等均未有明确规定，这些问题都亟待下一步通过立法或者司法文件的方式加以解决。

对于本次道场的课程，孙建保副主任认为，马贺老师的课程从比较法的视野入手，结合阿尔斯通以及空客集团等知名案例，引用英文、法文等原版外文文献，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扩宽了我们的国际法视野，确实受益匪浅。通过本次道场学习，我们至少应当有两个方面的启发。首先，我们有必要熟悉现有的合规方面的文件以及最高检颁布的典型案例，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以发现企业合规工作的“抓手”。例如，最高检目前颁布了两批典型合规案例，相信下一步还会有新的典型案例陆续推出，涵盖的罪名及领域会逐步扩大，从目前的两批案例就可以发现一个细微之处，合规企业的规模在逐步扩大，不再局限于小微企业，现在逐步向中小企业演进，下一步可能会涉及到中大型企业乃至“巨无霸”型企业也未可知，目前涉案企业均为民营企业，不排除未来会涉及到国有企业的可能。当然，这个发展演进也有其合理性，因为合规企业的对象不可能一直停留在手工作坊或者家族企业式的小微企业上，符合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特征的大中型企业才是更有实践价值及社会意义的适用对象。其次，我们要学会举一反三，“他为我用”、“洋为中用”，从典型案例中企业的整改措施、合规方案及域外企业的有参考性的做法乃至立法规定中汲取有用成分，在此基础上思考我们可能遇到的合规实例中，怎么样去结合企业情况推出符合企业自身特点的更有效的合规方案及整改措施。

作者：上海靖予霖律师事务所、涉外刑事业务部主任 马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