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针对服刑人员减刑、假释工作中存在的政策多变、执法随意性较大、权益不确定等现实问题，作者拟从建设性的角度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以期有益于刑罚执行制度的完善。
前文减刑假释制度检讨（一）中已经论述，符合条件的服刑人员有获得减刑、假释的权利，规范的称谓为“刑事奖励权”。但现实中,服刑人员的减刑、假释权并不能顺利实现。表现为能不能被减刑、假释不确定，什么时候被减刑、假释不确定,减刑的幅度也不确定。
减刑、假释制度的设立就是为了激励罪犯的改造，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功能。如果服刑人员按照制度设定的条件积极改造，达到了法律规定的减刑、假释条件，最后却不能得到制度许诺的减刑、假释，那将会动摇司法诚信这个根基。如何维护服刑人员的减刑、假释权，事关刑罚执行目的能不能实现，并非可以等闲视之。
One ———减刑、假释工作的现状———
一、 现状
在现有的减刑、假释体制下，服刑人员的减刑、假释权基本能得到保障，对引导服刑人员积极改造、促进刑罚执行功能的实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较大的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能不能得到减刑、假释不确定
根据法律规定，减刑、假释基本程序是:执行机关提请、人民法院审理、检察机关同步监督。现实中，减刑、假释案件的各个办理环节均存在不确定的因素。在收到法院裁定之前，无论是罪犯本人还是执行机关对能不能被减刑、假释都心里没底。
据了解，某法院去年不同意减刑、假释的裁定比例一度高达35%！说明办理减刑、假释的审理机关和提请机关对罪犯是否符合减刑、假释条件存在重大分歧。
2. 减刑的幅度不确定
另一种现象是，法院虽然裁定同意减刑、假释，但不同意提请机关提请的减刑幅度，或者认为假释的时间过早。据不完全统计，某法院裁定不同意执行机关提请意见的比例高达48.85%，最高时竟达90%！几乎等于全盘否定。
3. 什么时候减刑、假释不确定
根据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减刑、假释建议书后一个月内作出裁定，案情复杂或者情况特殊的，可以延长一个月。实践中，法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超期的现象较为普遍。经对某法院某个时段的减刑、假释案件进行统计，超期率达49.33%，最长超期145天。
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超期限，一方面程序违法，另一方导致犯人获得减刑期限减少，实际出狱时间推后。因办案超期限，最少的减刑期限仅有1天，导致有的犯人无刑可减。
是否确有悔改表现是衡量犯人是否符合减刑、假释的核心条件，无论是作为审理减刑、假释的人民法院，还是作为提请减刑、假释的刑罚执行机关，把握的标准应当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人民法院对执行机关提请减刑、假释的案件，基本上会同意提请意见，不同意提请意见的应当是极少数。
但是两家意见出现严重分歧，以至于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减刑、假释的案件竟超过三分之一，将近一半的案件（最高时90%）不同意提请意见，这种现象无论从什么角度，都不能说是合理的。执法的严肃性在哪里？在外人看来，这不是执法工作，而是执法机关在角力。
二、 原因分析
据了解，导致减刑、假释不确定的因素较多，突出的有以下方面：
1. 服刑人员的减刑、假释权不被普遍认同，执法环境消极。
尽管减刑、假释是服刑人员的权利，但社会公众甚至有些执法者对减刑、假释权并不同认识，有些执法者虽然认同减刑、假释权，但是不愿意或者不敢为“坏人”维权，行动上消极对待，维护犯人合法权益的外部环境并不友好。
观念影响行为，对服刑人员减刑、假释权利的认识，极大地影响减刑、假释的政策导向、执法尺度和实际工作的方方面面，极大地影响服刑人员减刑、假释权利的实现。
2. 执法规范弹性空间过大，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执法标准不一。
根据刑法规定，确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法律规定的这个减刑、假释条件是很宽泛的，判断是否确有悔改表现和没有再犯罪危害弹性空间很大。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但该规定要求综合考察原判情况和财产性判项的履行情况、服刑期间的一贯表现、服刑人员的年龄、身体状况、性格特征，假释后生活来源以及监管条件等因素，在具体办理减刑、假释案件中，弹性空间仍然很大。
有些情节本身就不确定的，如“犯罪的性质”、“具体情节”、“社会危害程度”、“性格特征”等；有些情节虽然确定，但怎么与减刑、假释工作挂钩并不确定，如：“原判刑罚”、“财产性判项的履行情况”等；有些情节本身处在变化中，如“年龄”、“身体状况”、“生活来源”、“监管条件”等。而如何综合考虑众多的情节，各个情节的权重如何等都难以确定，减刑、假释案件的结果必然是不可预期的。
此外，在办理减刑、假释案件中，虽然法律规定了“确有悔改表现”这个核心条件，但是各职能部门之间掌握的执法尺度其实是不一样的。
提请机关执行的是司法部的规定，根据对服刑人员计分考核结果提请减刑、假释,注重服刑期间的改造表现。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执行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综合考察原判情况和财产性判项的履行情况、服刑期间的一贯表现等因素，对假释的案件还要考虑服刑人员的年龄、身体状况、性格特征，假释后生活来源以及监管条件等因素，服刑期间的表现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3. 明哲保身思想指导下滥用自由裁量权
由于符合减刑、假释的条件比较明确，办案环节多，经办的部门多，有的案件社会关注度高，比较敏感，很少有承办人敢直接用权，明目张胆地违规给服刑人员提供帮助。实践中，像孙小果那样买通各个环节违法减刑的情况越来越少见。
但是另一方面的问题开始抬头。在群体性“责任恐慌”的大环境下，“精明”的执法者发现：得罪谁都可能有风险，而得罪犯人则没有任何风险。在明哲保身的思想指导下，对减刑、假释一味从严，只要有一丝责任风险的可能，就会坚决不予减刑、假释。在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过程中，一旦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无论该意见是否正确，都有可能停止案件进程，包括被害人反对、案外人异议。
承办人为了避免自身的责任，可以抛开法定职责，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犯人的合法权益，这也是滥用权力。在这样的执法环境下，服刑人员的减刑、假释权当然就大打折扣了。
4. 救济途径缺失
权利的实现要他助，更要自助。
从减刑、假释提请环节来看，对于符合减刑、假释的犯人，即使执行机关违规不予提请，制度也没有设置犯人可以提出异议的途径。虽然理论上可以向驻监狱检察官反映，但实际上服刑人员的意见往往到不了检察官那里。即使到了检察官那里，由于法律规定的减刑、假释条件不具体，检察监督不具有刚性，检察监督的效果甚微，向驻监检察官反映算不上是救济途径。
从法院审理的环节来看，法律也没有赋予服刑人员提出异议权。对不当的减刑、假释裁定，法律也没有设置提请机关提出异议的渠道。虽然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对不当减刑、假释裁定提出纠正意见，但是由于评判裁定是否不当的标准不明确，可操作性不强等原因，实践中检察机关很少提出纠正意见，通过检察通途纠正的减刑、假释裁定少之又少。而检察纠正体现的是法律监督权，并不属于权利救济。
“无救济就无权利”。不解决救济问题，特别是不赋予服刑人员本人的救济权，减刑、假释权很难真正实现。减刑、假释是国家对确有悔改表现服刑人员的肯定，给不给服刑人员减刑、假释权，说到底是要不要鼓励服刑人员悔改，要不要实现改造目的，要不要实现刑罚功能的问题。
Two ——— 解决途径———
一、营造环境沈加本说：“觇其监狱之实况，可测其国度之文野”。
犯人的权利也是权利，也应当平等的予以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维护好弱者的权利，公民权利保护体系才是完善的，犯人作为被剥夺自由的特殊群体，权利很容易受到侵害，注重犯人合法权利保护，是现代文明国家法制建设应有之义，维护犯人合法权益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无论是立法、制订政策制度环节，还是执法司法环节，都要注意服刑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营造正常的执法司法环境，使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正常的实现。
二、推行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规范化制度，限制自由裁量权滥用
量刑规范化已经是刑事审判的共识，同样的，办理减刑、假释案件也应当规范化。
诚如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的，对服刑人员减刑、假释时，应当综合考察犯罪性质、具体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原判刑罚及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履行情况、交付执行后的一贯表现、服刑人员的年龄、身体状况、性格特征、假释后生活来源以及监管条件等等因素，以准确判断服刑人员是否真正符合减刑、假释的条件，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的功能。但是，这么多应当考虑的因素如果没有一个规范的量化标准，那么，执法工作将五花八门，无所适从。只有规范的评判标准，才能在横向比较中实现减刑、假释的公平公正，只有在严格执行法律和工作规范下，才能限制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才有独立的生存空间和价值，只有规范化的制度下，服刑人员的减刑、假释权才能依法得到保护。
1. 制订科学合理的减刑、假释工作规范
既然法律将减刑、假释定位为“激励服刑人员改造”的制度,那么，除了法定的基础条件（如累犯不得假释）外，决定是否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主要依据应当是“交付执行后的一贯表现”，其他的情形只能是调节因素，只能作为减刑假释从宽或者从严的情节。
从面上看，现有的减刑、假释工作是有规范的，但没有突出“交付执行后的一贯表现”这个核心，有时甚至将这个核心搁置一边，而着重考察其财产性判项的履行情况、原判的情节是否严重等其他辅助情节。由于这些情节如果与减刑、假释挂钩没有统一规范，导致实践中执法标准飘忽不定。
虽然财产性判项、犯罪情节、原判情况等情节在减刑假释时需要综合考虑，但是有些问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或者说其他环节解决更为合理，不要让减刑、假释环节承受其功能所不能及的负担，从而削弱甚至背离其他环节无法替代的激励服刑人员改造这一功能。
2. 严格执行减刑、假释工作规范
有了规范就要好好执行，任何不严格执行规范的借口都是短视。
制订规范时要充分认证，尽可能制订出完美的规范。由于规范不可能十全十美，只有通过实践发现问题，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来修改规范，又在新规范的指导下开展工作，才能使规范不断完善，工作不断向前推进。否则，执法工作和规范都会原地踏步，甚至可能倒退。
三、赋予服刑人员自力救济无救济则无权利。
1. 明确规定服刑人员减刑、假释救济权
在减刑、假释提请程序、审理程序中写进服刑人员权利救济的制度安排。如服刑人员不服监狱分监区不启动减刑、假释程序的允许复议一次；服刑人员不服监狱不予提请前减刑、假释或提请幅度不足的允许复议一次；服刑人员不服法院减刑、假释裁定的允许申诉一次。
2. 设置服刑人员行使权利救济的配套机制
由于监狱服刑人员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存在行使权利的客观障碍，为了使服刑人员能够真正行使减刑、假释救济权，要着重做好以下配套机制。
（1） 加大狱务公开的力度。使服刑人员的考核情况公众可查，特别是服刑人员亲属随时可查。信息公开一方面可以制约权力滥用，也是服刑人员发现权利受侵害的信息来源。
（2） 赋予服刑人员亲属直接维权的权利。赋予服刑人员亲属直接维权的权利，可以有效弥补服刑人员因失去自由,行为能力受到限制的天然缺陷。这里可以参照服刑人员亲属有权直接提出申诉的规定。
（3） 开放律师减刑、假释法律服务业务。维权不但要交给自己，更要交给专业人员。在整个刑事诉讼制度中，律师的法律服务已经全覆盖，包括立案前的举报控告和判决生效后的申诉，都规定了律师法律服务，唯独刑罚执行阶段的减刑、假释没有明确律师法律服务。减刑、假释也是专业的法律事务，自力救济达不到与专业执法机构相抗衡的程度，只有开放减刑、假释法律服务业务，服刑人员减刑、假释权利救济才是真实的、彻底的。
总之，只要通过转变观念，实施减刑、假释案件办理工作规范化，赋予服刑人员自力救济，服刑人员减刑、假释权的实现将会大有改观，激励服刑人员改造的刑罚执行功能将得到有效实现，对我国的法制建设也将会有大的促进。
作者：靖霖刑事辩护机构、申诉减刑假释部主任 卢文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