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出台了《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进一步严格规范减刑、假释工作，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

进一步严格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说明减刑、假释法律服务的必要性进一步显现；进一步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审理实质化，说明减刑、假释法律服务更加有着力点，服务的实效性也将进一步体现。随着《意见》的出台和实施，减刑、假释法律服务业务也将逐步被激活。

本文试图从自己的职业经历，谈谈减刑、假释法律服务的必要性、法律依据和方法。

（一） 依法获得减刑、假释是服刑人员的权利

长期以来存在一种观念，认为减刑、假释是对罪犯的奖励，可以给，也可以不给。没有真正将减刑、假释视为罪犯的法定权利，导致服刑人员的减刑、假释权利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剥夺。

简言之，权利是由国家法律保障实现的利益。减刑、假释是服刑人员的权利，而且是核心权利。

1. 减刑、假释权有法律依据

（1）《刑法》第78条规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

（2）《刑诉法》第273条第二款规定：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表现，应当依法予以减刑、假释的时候，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人民法院裁定。

《刑法》确认重大立功应当减刑，《刑诉法》确认符合条件的确有悔改表现和立功表现应当予以减刑、假释。即减刑、假释的所有三种情况均被法律确认为应当，说明减刑、假释是权利。

2. 最高司法机关支持权利说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监督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专项活动”实施方案》（高检发执检字[2018]6号）指出：“依法维护监狱罪犯等在押人员获得刑事奖励权”。

司法部在《监狱狱务公开内容》中规定：“罪犯有依法获得行政【行政奖励是指“表扬”、“记功”、评为“改造积极分子”。】和刑事奖励的权利。”这里的刑事奖励指的就是减刑、假释。

说明，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都认同减刑、假释是罪犯的权利，只是同时肯定了它也是一种奖励，给它起了一个更为全面的名称：“刑事奖励权”。

结论：其实奖励说和权利说并不矛盾，就如体育竞赛，当参赛者获得第一名成绩的时候，有获得冠军奖励的权利。正确的表达是：“服刑人员在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时候，有获得减刑、假释刑事奖励的权利。”

（二） 服刑人员的减刑、假释权得不到充分保障

以下因素可能导致罪犯减刑、假释权受到侵害：

1. 减刑、假释法律规定简单

《刑法》关于减刑的规定只有三条，假释的规定只有六条，没有系统的程序规定。相关程序散表于刑诉法和刑法中。由于法律规定的内容过于原则，不得不通过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等来弥补，另一方面，法律规定少，导致减刑、假释工作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近年来，有关方面建议对减刑、假释进行专门立法，增加法律的供给，将实践中成熟的做法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减少规定、政策、意见、领导讲话等对减刑、假释的影响。从立法角度推进减刑、假释工作整体发展，适应时代的前进步伐。

2. 司法工作过度受政策影响

政策导向易变，导致司法解释、尺度把握不断在变，减刑、假释执法看“脸色”行事。目前趋势是减刑、假释不断从严。

3. 当事人权利救济途径缺失

在整个减刑、假释程序中，从最初的分监区全体民警集体研究，到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到法院作出裁定，服刑人员对每次决定均没有异议权,好像减刑、假释与他无关。在减刑、假释活动中，罪犯只是客体，而不是主体。

（三） 不当执法理念损害减刑、假释权

1. 过分搭车执行财产性判项，牺牲罪犯减刑、假释权。

自从实行减刑、假释与履行财产性判项挂钩后，有些法院依赖减刑、假释来执行财产性判项，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要求罪犯证明自己没有履行能力，常常以没有履行财产性判项为由限制罪犯减刑、假释。

据某特大型监狱统计，减刑、假释与履行财产性判项挂钩之前，法院不同意监狱提请意见的比例较低，如2007年为7.94%。而与财产性判项履行挂钩后，法院不同意监狱提请减刑意见的比例大幅上升，至2010年高达53.04%，2020年的比率为48.85%，最高的时候高达90%！对服刑人员整体来说，履行了财产性判项，反而境遇更差了。

2. 具体工作中“左”的思想严重，减刑、假释大打折扣

自一系列“纸面服刑”、“提钱出狱”的案件被曝光后，司法实践快速调整到保守状态，对罪犯减刑、假释一味从严，司法人员认为从严可以避嫌，从严至少没有执法风险，导致罪犯的减刑、假释权利大打折扣。

（四） 现实中有减刑、假释法律服务的需求

2018年，某省法院、检察院、监狱管理局联合课题组调研,对监狱服刑人员进行调查问卷，发现79.9%的服刑人员希望提供减刑、假释法律服务。

2006年至2015年的十年间，全国年平均减刑、假释案件约57万件，如果按79.9%的需求比例，全国每年有约46万人的服务需求。近八年全国律师办理刑事案件年均约79万人，减刑、假释法律服务需求量是律师办理刑事案件量的58.23%。

（五）律师提供减刑假释法律服务有助于司法队伍廉政工作

如上所述，减刑、假释是罪犯应得的合法权利，加上最高司法机关对减刑、假释的实质化推进措施，此项工作应置于阳光下，司法机关严格、规范把控，律师作为辩护力量参与其中，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对公权力形成制衡，罪犯的合法权利能通过合法的途径来实现，反之，如果合理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罪犯及家属往往会寻求法律之外的途径来达成目标，甚至带来司法队伍的廉政风险。

（六）《意见》所规定的减刑假释实质化审理，需要律师的助力

根据《意见》的明确，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应该认真进行法庭调查。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履行职务，并充分发表意见。还要健全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有效行使庭外调查核实权，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减刑、假释案件，合议庭必要时可以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以上这些制度的设计，都是以公权力为主导甚至为唯一的力量，然而如同刑事辩护案件，由于存在局限性，公权力无论从实体上，还是程序上，都可能对当事人有利也可能不利，根据“权利不争常无”的观点，罪犯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这是一种无形的不公平，这时候需要律师作为罪犯合法利益的代言人，主动作为，协助司法机关进行实质化审理，以作出最符合公平正义的减刑、假释裁决，取得最好的改造效果。

二、减刑、假释法律服务的法律依据

没有任何法律禁止减刑、假释法律服务。相反，减刑、假释法律服务可以找到相关依据。

首先，根据《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八条规定，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可以从事下列业务：（九）其他刑事诉讼中的相关业务。减刑、假释是刑诉法中规定的业务，当然属于刑事诉讼中的相关业务。

其次，《律师法》规定的七项律师业务中，虽然没有单独列明减刑、假释业务，但是根据有法律事务就需要法律服务的原则，减刑、假释法律服务可以归类到法律顾问、非诉法律服务、法律咨询业务中，或者综合三项业务。

再次，可以依据刑事辩护业务，开展减刑、假释法律服务。有人认为，“被告人”、“刑事案件”是广义的概念，服刑人员也是被告人，减刑、假释案件也是刑事案件，《律师法》关于刑事辩护的规定，就是律师开展减刑、假释法律服务的依据，这个说法得到了有关方面的认同。

某省法院、省检察院、省监狱管理局（以下称S省）就是持这种观点，并出台了《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庭审规范》，将减刑、假释法律服务归类为“刑事辩护”，将提供服务的律师称为“辩护人”，率先从制度层面确立了减刑、假释法律服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应当听取罪犯及其辩护人的意见，开庭审理减刑、假释案件，辩护人应当参与，辩护人可以询问服刑人员，可以对证据质证，可以向证人提问，其程序设计与刑事案件庭审差不多。

三、减刑、假释法律服务的方法

当前，虽然减刑、假释法律服务还无法全面铺开，但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则，律师可以开展以下方面工作：

(一) 开展狱前辅导

在投监前对当事人进行狱前辅导。介绍监狱执法的基本情况，辅导减刑、假释的法律知识、理论和实践，辅导当事人针对自身情况，做好服刑规划，提早做好心理准备，在服刑期间少走弯路。

(二) 给服刑人员及家属提供法律咨询或担任法律顾问

这个可以根据当事人的需要提供相应的服务。

(三) 代理刑事申诉过程中间接提供减刑、假释服务。

目前，相对来说，律师代理申诉更有制度保障，监狱也希望申诉律师能够帮助纠正冤错案件，同时配合司法机关做息诉服判工作。这样，律师不但可以引导当事人积极改造，而且可以与相关单位形成互动，换取监狱对罪犯思想转变的认同，在劳动岗位分配、记分考核等方面给予合理倾斜，最终有利于减刑、假释。

(四) 直接提供减刑、假释辩护服务

1. 提请阶段法律服务

（1） 提供符合减刑、假释条件服务

与刑事辩护不同，减刑、假释法律服务越到后面越缺少对抗，真正的对抗是在提请阶段。

A. 处理财产性判项

B. 取得履行能力证明材料

C. 处理被害人谅解

D. 服务审前调查工作

E. 其他需要的工作

（2） 向监狱提出法律意见

根据当事人的改造情况，结合原判刑罚、犯罪情节、家庭条件（针对未成年人，要调查成长轨迹、一向表现、监护情况、社区支持等方面）、后续的监管条件等，提出当事人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意见和建议。

（3） 提出维权异议

对监狱不同意提请减刑、假释，或者提请幅度不足的，依法提出辩护意见。减刑、假释辩护意见的主要内容

A. 论证减刑、假释是罪犯的权利；

B. 根据减刑、假释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论述当事人符合减刑、假释的条件；

C. 论证当事人不存在有意不履行财产性判项的情形；

D. 根据同案同判原则，对比同监服刑人员实际减刑、假释情况，提出辩护意见。

2. 法院审理阶段法律服务

由于审理阶段没有对抗力量，该阶段律师的作用更多的“护”，而不是“辩”，目标是针对法官，与提请机关的工作方向是一致的。

（1） 对开庭审理的案件，申请参加庭审，并发表辩护意见

由于法律没有关于律师参加减刑、假释庭审的规定，法院不会通知律师出庭，所以律师要自己申请出庭。

具体程序参照四川省《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庭审规范》

（2） 对书面审的案件，提交辩护意见

对于没有开庭或者法院不同意律师参加庭审的，律师可以向法院提交书面辩护意见。

庭审阶段重点针对当事人财产性判项履行能力进行论述，避免因财产性判项影响减刑、假释。

（3） 对不予减刑、假释或扣减幅度的裁定提出纠正意见。

(五) 罚金减免法律服务

1. 罚金减免的作用

（1） 罚金减免本身属于广义的减刑。

（2） 可以取得终结本次执行裁定的结果，为减刑、假释创造条件。

财产刑履行情况直接影响减刑、假释。罚金减免申请，相当于申请法院对当事人的履行能力进行调查，对确实无履行能力的，法院可能终结本次执行，从而服务减刑、假释工作。

2. 罚金减免的法律、政策依据

《刑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法〔1999〕217号现行有效）（四）关于财产刑问题:“确实无法执行或不能执行的，可以依法执行终结或者减免。”

（1） 理解

《刑法》对罚金减免的条件，不但关注不能缴纳的结果，还关注不能缴纳的原因，只有因不可抗力造成不能履行的才能减免。而最高法院《纪要》对罚金减免只关注结果，只要结果确实不能履行，就可以减免。《纪要》是对《刑法》的细化，更符合实际，司法实践中要按《纪要》执行。

（2） 适用

A. 对原判罚金明显不合理的，可以提出改判的申诉；

B. 对当事人符合罚金减免规定，及时提出减免申请；

(六) 权利受损害的案件是服务重点

当前，减刑、假释律师法律服务还未得到普遍接受，良好的工作环境尚未形成，要特别注意律师工作的方式方法，不要因工作不当影响当事人的权利。

由于减刑、假释的行政色彩浓，如果进行简单化的维权服务，可能会因“得罪人”而使当事人的境遇更差。

为了避免“得罪人”，可以先从权利实际已经受到侵害的当事人入手，开展相关法律服务入手，实际效果会更好。

对依法应当予以减刑、假释的罪犯，如果监狱不同意提请减刑、假释，特别是法院裁定不准予减刑、假释，当事人的境遇已经最差，律师开展法律服务不可能使情况更差，更容易被当事人接受，容易体现律师的作用，容易打开法律服务的局面。

实践中罪犯减刑、假释权实际受到侵害的情形是比较多的。在监狱提请阶段，如某省1999年对南昌地区的两个监狱4批罪犯减刑情况进行统计，共有3751人符合条件，实际被提请人数1837人，符合减刑条件的罪犯中，有51.03%的罪犯没有被提请减刑，在法院审理阶段，某地法院不同意监狱提请意见比例达50%以上。

随着减刑、假释制度的不断完善，减刑、假释法律服务的必要性将不断显现，律师要积极参与法律服务实践，不断总结积累经验，提升法律服务水平，服务我国法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