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规则》第八条规定“对同一刑事案件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和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等工作，由同一检察官或者检察官办案组负责”“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部门，统称为负责捕诉的部门”，确立了“捕诉合一”制度。简单地说，负责批捕的检察官，以后就是审查起诉和出庭公诉的检察官。

其次，在批捕阶段，辩护人提出辩护意见，不能仅用逮捕标准，而是要用有罪判决的标准来辩护。律师要向检察官陈明，如果逮捕时没有达到判决标准，就难以保证之后的起诉判决，案件的质量就存在问题。提高逮捕标准，也就提高了不批捕率。

第三，如果检察官对某一犯罪嫌疑人批捕了，一般意味着检察官认为这个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且要判实刑。如果想取保，想判缓刑，除非产生重罪变轻罪、出现新的法定或酌定从轻情节等新的取保和缓刑事由，否则在同一位检察官手里，几乎无法改变结论。如果没有新的理由，想要改变检察官对定性和量刑的既定观点，只有运用第七条“检察长不同意检察官处理意见的，可以要求检察官复核，也可以直接作出决定，或者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向检察长反映辩护意见。

《规则》第五十七条、五十八条重申了原《规则》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遇到阻碍行使诉讼权利的十六种情形的，可以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控告。

检察机关如何办理律师投诉、申诉和控告，《规则》第十三章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8节内容里作了详细的规定，归纳起来就是：必须受理，必须调查，必须处理，必须回复，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力度由此可见。

但其实在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不回应回避、不回应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不履行告知义务、限制律师的会见、阅卷、调查、庭审发言权等违反法律的行为，虽非个别现象，律师一般也不会动辄投诉，一是因为嫌麻烦，二是怕得罪人，三是投诉有理也不能让承办人承担什么责任。所以，对违法办案，律师私下反映居多，违法行为难以掲露，难以遏制。

《规则》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就是希望、鼓励、支持辩护律师对违法行为进行投诉、申诉、控告，检察院也必须于十日内回复，情况属实的，必须予以纠正。

纠正之后，承办司法工作人员还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呢?比如，公安承办人就是不告知辩护律师具体案情，以“正在侦查不方便透露”进行回答，那么律师是否可以投诉?依上述规定，当然可以投诉，且承办警官显然违法。如何纠正暂不必论，像这样不告知案情的承办警官，有什么违法后果要承担吗?《规则》中并无规定。但对检察院自侦案件，第五百六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负责捕诉的部门发现本院负责侦查的部门在侦查活动中有违法情形，应当提出纠正意见。需要追究相关人员违法违纪责任的，应当报告检察长。”笔者还查到两高三部《关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四十三条“人民检察院对律师提出的投诉、申诉、控告，经调查核实后要求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有关机关拒不纠正或者累纠累犯的，应当由相关机关的纪检监察部门依照有关规定调查处理，相关责任人构成违纪的，给予纪律处分。”也就是说，刑诉法层面是没有规定违法后果，从司法解释的指引看，律师投诉查证属实的，除检察院通知纠正外，对责任人，由所在机关的纪检监察部门负责调查处理，构成违法的，给予纪律处分。在机关工作，若被处分，对前途影响巨大，机关工作人员不可谓不看重。

由上可见，律师投诉与控告还是有制约力的，轻则纠正违法，重则给承办人处分。之所以这样规定，想必是希望通过律师工作加强对司法的监督，使司法运行更加依法、规范。

《规则》第四百一十八条规定“对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明显不当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整量刑建议”（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41条有类似规定）

可见，在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与公诉人达成认罪认罚协议，签订具结书后，到了法院审理阶段，辩护人或被告人提出对量刑建议有异议的，有合理依据的，检察院可以调整量刑建议，不能简单地认为被告人对量刑协商的反悔而撤回量刑建议，从而取消对认罪认罚制度的适用。

因此，辩护人在认罪认罚案件的办理中，要全程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在审查起诉阶段达成量刑协议了事，而必须在审判阶段继续积极辩护，挖掘辩点，发现在审查起诉阶段达成的量刑意见不当时，大胆地提出来，并依据此条要求检察院重新提出认罪认罚的量刑建议。